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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律性反映在法官责任制层面，便是要求问责措施及程序的建立应当符合各自的活动规律。

批准内地和香港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设立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确认合作安排符合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和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证明，凡是宪法制定、修改、维护和实施得好的时候，法治就发展进步，就能在保障人民权利和治国理政中发挥较好作用;凡是法治不断完善发展、得到全面遵守和实施的时候，宪法就能够贯彻好、实施好，宪法权威就能够得到很好维护。

[4]89 我们要以宪法为最高法律规范，继续完善以宪法为统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把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纳入法治轨道，实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制度化、法治化。要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立法体制和程序，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拥护。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就包括坚持宪法确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动摇，坚持宪法确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不动摇。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6]14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障。

当然，我们的宪法草案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为了改变国家和民族的苦难命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尝试过君主立宪制、帝制复辟、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宪制形式，经历了从清末的十九信条起，到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到北洋军阀政府的几个宪法和宪法草案，到蒋介石反动政府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一直到蒋介石的伪宪法。[71]当其时留学日本的结果，像这样规模的造就民国时期中国第一代领袖人物的运动，必须被认为对整个这一代上层人物的经历有着关键性的重要意义。

[92] 参见戴拥军、朴金凤、霍贺：20世纪上半叶苏联法学在中国的译介，载《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留学日本的学生中，出了一批人才，像东京帝国大学有章宗祥，早稻田大学有唐宝锷、宋教仁、汪荣宝、江庸等人，法政大学速成科培养了一批中国的法科人才，有汪精卫、居正、胡汉民、沈钧儒、陈叔通、董必武等人。二、中国现代法学发展的路径 自传统法学向新法学转型的过程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动荡的政治局势，如来华的外国法学家，如历届政府的法律教育政策等等，但是影响中国现代法学并使得其涅槃重生的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国外的法学。[110] 王申：中国法理学知识谱系中的前苏联因素——我国著名法理学家孙国华教授访谈录，载《法学》2005 年第2期。

[106] 除了以上，苏联法学的流风余韵在刑法学影响颇大，1978年之前的讲授，主要是参照苏联刑法学体系，以苏联教科书为蓝本进行教学。留日学生回国后，中国现代法学方处于的萌芽时期，一切从无到有，再加之他们的学科体系和知识结构并不完善，所以著作较少，多以讲义或教科书的方式表现出来。

留学日本学生疏远留学欧美学生，留学欧美者亦蔑视留学日本学生，到底非堪其匹。[66] 颜惠庆：《颜惠庆自传》，姚崧龄译，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88页。在文科领域，苏联专家来华授课主要集中在中国人民大学，[44]人民大学成为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示范基地。[80] 严复：与张元济书，收入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书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3页。

[34] 关于留学欧美法学学生的名录，参见郝铁川：中国近代法学留学生与法制近代化，载《法学研究》1997年第6期。出身法国者，必对Dugiut之学说服膺拳拳。另一方面，清廷又害怕留学生在海外学习受西方文化熏染太厉害，最终瓦解掉清朝的统治。中国法学，与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的法学处在一个杂错交纵的时空中，但大体仍不脱继受学习的窠臼，法理学、公法、商法主要取法英美，民法、刑法主要取法德国，其他部门法徘徊两端各采精华的研究局面，而对于中国法制史，则自始至终不能不受日本影响。

因为在中国，通过多少代人的摸索，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4] 舒新城编著：《近代中国留学史 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48页。

这些按照苏联法学模式培养的研究生在人民大学毕业之后，散布到全国各政法院校任教，把苏联专家所教的东西搬到其他学校，传播苏联法学的理念和技术，并教育下一代法律学人。就中国的法学来说，因为与西方社会的发展情况不一样，经历了三十年与西方法学的隔绝状态，局限于苏联法学的框框，所研究的问题和方法与西方法学早已大不相同。

[87] 张之洞：《劝学篇》，程方平编校，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7页。陶希圣曾描述过留学生之间： 留学生回国有一种习惯，仿佛从前科举时代的人们一样。留学生回国，开启了现代学术之路，法学也是其中之一。正如梁任公所言，留日的师范和法政速成生毕业后最形活动。[105]这种状态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才告结束。2. 日本法学和英美法学的相互作用 留学国别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团体，这对中国学术的转型发展影响也很大。

虽然在1960年左右以后，苏联法学对中国的影响逐渐减小，转而强调中国自己的法学，但是苏联法学的框架和基本理念却存留下来，影响至远。据称民国时期的人士称呼留学英美为镀金，留学日本为镀银，留学苏联为镀铁。

[67]这是职业上的安身是时代的机遇使然，并非个人所能选择的。[55] 三、中国现代法学发展的各路径的影响 1. 日本法学和欧美法学的不同风貌 清末之际，政府对于留学生出洋学习法政是不赞同的。

[31] 参见王健：《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4—76页。[47]按照苏联的法学教育模式，教育部规定：讲授课程有法令者根据法令，无法令者根据政策……如无具体材料可资根据参照，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原则，并以苏联法学教材及著述为讲授的主要参考资料。

1896年，首批十三名学生经过总理衙门的选拔考试赴日本学习，开启了留学日本的先河，这其中便有后来长期担任中国律师公会会长的唐宝锷。（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9年第2版，第155—156页）哲学上尚且如此，受社会影响比其更大的法学，可想而知。在改革开放之后的法学中，苏联法学的印迹还十分明显，很多法学的子学科通过台湾继受西方法学理论，[98]并随着国家的开放直接进口国外法学理论的方式，步步为营，渐次抛弃了苏联法学的模式、框架和表意系统，再次继受了日本法学和欧美法学的体系和法律用语，[99]但苏联法学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已经融合进中国法学，并化作底色存在。于是法学界成为有好恶而无是非，有感情而无真理，有师生而无道义，有滥权而无理性，有压抑而无公道，有权力而无道德，有关系而无学问，有专制、垄断与欺瞒而无民主、法治与诚实。

继受苏联法学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的： 一是向苏联派遣留学生。对于日本，国人始终觉得其不过是西方文化的贩运者，去日本留学学习不过是权宜之计，留学日本之后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

[102] 苏联俄罗斯法学与中国法学学术研讨会纪要，黄建武的发言，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5期。[111] 黎国智访谈，载何勤华主编：《中国法学家访谈录》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89页。

[68]留学欧美归来的法学学者，虽然也注重讲义的出版，但他们更倾向于作专题研究，以学术论文的方式出版成果。到了1901年的新政变法，清廷一改以往注重西方器械的习惯，转而尚谈政治制度

不仅要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地方政府的权威同样也需要呵护。2014年8月5日，刘某甲在北京非正常上访，为制造社会影响，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其伙同上访人员刘某乙、刘某丙在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北京市图书馆古籍分馆门前将身上衣服全部脱掉，三人裸体走到人行道中间，引发过往群众围观，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冲突化解暴露出了局限，在政治参与上既不能回应民众的诉求，在客观上又成为了民众政治动员的渠道。三、经告知后, 仍实施非正常上访行为的上访人员, 公安机关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 视情节对其分别予以警告或者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

2013年2月，国家信访局叫停非正常上访排名制度。四、因实施非正常上访行为被公安机关给予行政处罚后, 再实施非正常上访行为的人员, 公安机关可以依据《劳动教养试行办法》, 对上访人员呈报劳动教养。

25 侯猛:《最高法院访民的心态与表达》, 《中外法学》2011年第3期, 第648~659页。18 冯仕政:《国家政权建设与新中国信访制度的形成及演变》, 《社会学研究》2012年4月。

这一政策转型能否有效解决基层政府权威流失和访民社会动员威胁问题，仍然有待进一步观察。地方食髓知味，已经开始将其用于处理那些在向基层政府反映情况的过程中情绪激动、行为冲动的乡民。